澳门新葡8455注册日本二战老兵:若中日再开战我还想去 三百个老兵团体仍在滋事

东史郎在说完这段话后,弯腰90度低头向南京人民谢罪,足有六七秒时间,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从鞠躬的态度,我看到他的道歉和谢罪是真诚的。」陈正荣说。

“我受到猛烈的胁迫和攻击”:‘不许伤害日本军的名誉!’‘不许伤害战友!’我连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然而,我不会屈服,要把战场的真相继续公开发表,要求对日本侵略战争的非人道行为作出深刻反省!无论什么样的非难,我都不屈服!

摘要:
在日本,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曾伤天害理却无处悔罪,他们曾杀人放火却缄口不语,他们双手沾满鲜血却不肯认错。随着时光流逝,参加过侵略战争的日本老兵在世的已越来越少,像东史郎那样深刻反省和站出来讲述加害历史、揭露日军当年暴行的更是屈指可数。
…8月15日,《环球时报》特约记者蒋丰在东京靖国神社采访日本老兵八儿雄三郎。
张桐摄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蒋丰】在日本,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曾伤天害理却无处悔罪,他们曾杀人放火却缄口不语,他们双手沾满鲜血却不肯认错。随着时光流逝,参加过侵略战争的日本老兵在世的已越来越少,像东史郎那样深刻反省和站出来讲述加害历史、揭露日军当年暴行的更是屈指可数。按照日本二战时的征兵规定,志愿参军者必须年满17岁。所以,即使按照参军与战争结束的1945年来推算,最年轻的日本老兵也已经88岁,很快他们就将与那场战争一起成为历史。然而,历史的记忆注定不会消逝,他们给日本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像癌细胞一样仍在扩散。  随日本政府推卸战争责任
借国家赔偿领取高额“恩给”  八儿雄三郎,自称今年91岁。这个毕业于日本陆军中野学校,“终战时在大分地区司令部守卫国防”的老兵选择8月15日这个特殊的日子,连同那些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分子一起参拜靖国神社。“现在,日中关系越来越坏,战争危险也越来越大,如果发生战争,我虽然很想去,但体力已不行了。”八儿雄三郎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讲。当被问是否愿意让他的儿孙上战场时,这个老人却连连摆手说:“不行啊,不行啊,那样日本就没人了。”  有很多中国人总是在问:“日本人在侵略战争问题上为什么不肯真诚地道歉?”《环球时报》记者采访过一位日本福冈的老兵这样回答:“当年,我们的军队是天皇的军队。宪兵带着征兵令到村里,说你成为‘天皇军队’的一员了。那时我连大阪、东京都没有去过,但我一下子来到中国的杭州,还去了上海、南京。我真的是眼花缭乱啊!一路上,长官告诉我们,这一切都应是日本的、天皇的。你说我能不激动、不兴奋吗?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能够为天皇打仗,直到后来我们战败。我也做过许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情。但我们的天皇还在皇宫啊!凭什么他没有错,要让我们认错呢!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做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情,我现在就尽量补偿,给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提供私人奖学金。但是,在我们天皇没有认错的时候,我也不认错。我们老军人如果都认错了,那不等于天皇也就错了吗?!”在他看来,战后日本的天皇制没有被废黜,应该是日本老兵乃至日本政府不肯承担侵略战争历史罪责的根本原因,而留下这一祸根的,应是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此外,战后日本政府曾经号召国民进行“一亿总忏悔”,意在推卸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也导致老兵们拒绝承认罪责。  战后的日本政府除了推卸战争责任,还给这些老兵及其家属非常优厚的待遇。在这样的背景下,让老兵忏悔和反思变得很难。早在1923年,日本就制定《恩给法》,为征兵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提供保障,以奖励措施鼓动士兵参战时要冲锋陷阵。日本侵华战争中,在战斗激烈的地区,士兵1年的服役期可以根据“加算年数制度”而被加算为3年。  1946年,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批评日本的军人恩给制度是“世界上最恶劣的制度”,并颁布法令宣布,除重伤病军人外,废止对旧军人或遗属的恩给制度,这导致日本不少旧军人以及战死军人的遗属因经济来源断绝而陷入生活贫困。1947年11月,日本遗族厚生联盟(现“日本遗族会”前身)成立,开始向政府要求国家赔偿。1953年,日本总务省制定发放抚恤金的《援护法》,恩给制度死灰复燃,一直延续到今天。  对仍在世的老兵,日本政府给予每人每月12万日元(1万日元现约合660元人民币)的“退役抚恤金”,每人每月5万日元的“战争补贴”,每人每月3万日元的“恩给”,加起来共约20万日元。此外,日本厚生省每年会向在世老兵支付“厚生年金”,分两次发放,共计35万日元。战后71年来,日本政府还5次以“特别慰问阵亡者家属”的名义,向战死者家属支付特别抚恤金。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995年,向将近310万个战死者家庭分别支付高额日元抚恤金,总计达到5238亿日元。  三百个老兵团体仍在滋事  在日本政府的强力保障下,老兵们虽生活无忧,但内心的战争烙印根本无法抹去,有人开始忏悔和谢罪。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参加过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原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二十联兵队上等兵东史郎。东史郎七次向中国民众谢罪,不顾年岁已高到南京、北京、沈阳、上海等地作证,揭露日军当年的残暴行径,并留下反省历史的《东史郎日记》。
让人遗憾的是,东史郎的行为并未得到日本主流社会的认可,甚至有日本媒体辱骂他“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罪该万死”。在日本右翼势力的鼓动下,还有日记中涉及的人物对东史郎提出诉讼。  《环球时报》记者参加过东史郎败诉时举行的记者会见,只见他拿出一份又一份资料,然后愤怒地说,“关于这次审判,问题并不在于原告桥本光治是否杀死一名中国人,他们是想利用这个事件向人们宣称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法院根本不想看到真实的南京大屠杀事实,也根本没有人想要看到历史,法院的判决是要恐吓为维护历史事实而奋斗的正义人士”。2006年1月3日,想告诉日本人战争真相的东史郎病逝于京都府医院,享年93岁。  在日本学者吉田裕所著《士兵们的战后史》中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日本1945年8月投降时,日本本土有436万名军人,海外有353万人,合计789万人。但在这么庞大的老兵群体中,像东史郎这样在战后站出来揭露战争真相的人屈指可数。对于过去的战争,绝大多数日本老兵选择了沉默!  二战后,在1亿多人的日本社会,近800万老兵有的无声无息,有的蠢蠢欲动。随着1953年日本政府恢复被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禁止的“军人恩给”制度,各种老兵团体先后冒了出来。据《朝日新闻》近日报道,2005年日本还有3625个老兵团体,但目前只有约300个还在开展活动,主要原因是老兵年事已高,在世者日减。  据了解,八成以上的日本老兵团体以曾在同一部队或军舰服役为由头组建。如“南想会”,就是由当年“南进”到东南亚地区的日本陆军装甲车第45大队原队员组成。此外,由军校同学组成的老兵团体占到一成左右。还有以某场共同参加的战役、某个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为基础成立的老兵团体,如以所罗门群岛战役为纽带的“全国所罗门会”。  绝大多数老兵团体组织活动,一般奉行“只谈现在不讲过去”的原则,尽最大可能避免过去的战争话题。在日本甲级战犯未移入靖国神社后,很多老兵团体仍去参拜。如1955年成立的“日本战友联盟”,以“反共卫国”为宗旨,由发动侵华战争的植田谦吉、冈村宁次等人担任负责人。该组织最多时有30万人,大力推动日本“军备再建”,信条为“让国民广泛理解日本安保问题”“始终站在祭奠英灵的最前端”“尊敬皇室并代代相传”“让国际社会理解日本的立场”。每年参拜靖国神社,祭奠所谓的“英灵”,是该组织最重要的事情。  现在,“日本战友联盟”还定期举办“靖国神社升殿参拜恳谈会”、安保论坛及修改教科书研讨会等,是日本右翼组织的“老前辈”。包括日本《正论》在内的一些右翼杂志,则成为他们“曝光”的平台。  为扩大影响力,日本绝大多数老兵团体从成立开始就拉老兵家属特别是其年轻子女参加。近年来,出生于战后的日本年轻人价值观已发生很大转变,他们更在乎自己的生活,不太关心历史。但这种漠视同样可怕,曾经的那场战争,在他们的印象中更多只是“发生过那么一件事”。由于高龄化和后继无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老兵团体相继解散或“活动中止”。2005年,日本“战友会”研究会的调查显示,曾经加入战友联盟的各地战友会,依然存在的不到3成。但正如《环球时报》记者今年“8·15”在靖国神社所见,总有日本老兵穿着旧军服来参拜。

判决宣布后,桥本一方在法庭旁边的新闻释出厅举行释出会。走进会场后,陈正荣发现释出厅上方挂起了一个条幅,上面写着「南京大屠杀捏造判决胜诉」。释出会主席台上只有一个人——桥本的代理律师高池胜彦,他说:「中国人想通过这个案子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本来日记的事情根本不存在,也不存在所谓的南京大屠杀。」现场的中国记者听了他的发言很气愤,纷纷向他质问并提出抗议。

大家知道东史郎诉讼案吗?

判决的前一天,东史郎带着陈正荣来到了家乡的海边。他说,无论这场官司是赢还是输,他在有生之年还要继续为历史作证,让世人晓得曾经战争的真相,「因为中日两国人民一衣带水,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

东史郎的家位于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间人镇,这是一个毗邻日本海的美丽山村小镇。80多岁的东史郎开车带着陈正荣到附近看风景,站在山坡上,眼前是一片蔚蓝色的大海,脚下就是美丽的间人镇。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后,在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师长谷寿夫指挥下,在全城进行了40多天的血腥屠杀,使用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等惨绝人寰的方法,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达30余万人。

「有生之年都要为历史作证, 让世人晓得战争的真相」

杀人魔王向井敏明与野田毅日军进行杀人比赛

那天晚上,陈正荣第一次见到东史郎,老兵的形象到今天仍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脑海中:中等身材、偏瘦,头发全白,目光炯炯有神,尽管已80多岁,声音却十分洪亮。

今天,是第六个国家公祭日。

1993年,桥本在一些人的怂恿下,将东史郎告上了法庭。3年后,东京地方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东史郎败诉,东史郎不服判决,上诉到东京高等法院。

2000年1月23日,建川博物馆馆主樊建川先生向新华社记者展示了他收藏的一幅旧南京地图。

「我们对日本军的野蛮行为应当好好地反省。不是「自虐」而是「自省」。不可以采取放任自我的态度,即用刺刀捅中国人的身体可以毫不在乎,而自个的身体就算被针尖蹭一下也叫疼。」

1993年4月,桥本光治以日记记述“不实”、“毁损名誉”为由,向东京地方法院状告东史郎。他诬指东史郎所述事件“纯属捏造”,甚至说“南京大屠杀也是虚构”,要求东史郎赔偿损失。由此引发了轰动一时的“东史郎诉讼案”。

「只剩下我一个人, 也要和他们坚持不懈地斗下去」

樊建川说,《最近实测新南京市详图》,是他从北京海王村拍卖公司的一次拍卖会上购得。地图由新京兴地学社出版,南京大新书局发行。经专家考证,这幅地图是日本人控制下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印制的。“这幅地图无疑是对日本东京地方和高等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判决错误的又一力证。”

「现今看到这些奖章有什么感想?」

然而,一次又一次的,东京高等法院无视东史郎律师团到中国收集到的有力证据,仍然以南京高等法院门前无水塘为由作出东史郎败诉的判决,并对其判处50万日元的罚款。

「一踏上这块土地,我就想到日军在南京杀人、抢劫的情景,一想到这些惨无人道的事情,我的心情就很沉重。」

“这场强加于我的诉讼案已经持续了六年。在这六年里,我无数次地从丹后半岛去东京,而且是领着三个律师一起去的。因为我认定这是正义的行动,所以我要坚持斗争!控告我的是旧将校军官团,他的代表是原中队长森英生和评论家板仓由明。”

1997年8月12日晚,东史郎和他的律师团踏上了南京的土地,这是他第四次来南京。这一次,他来南京是为了收集证据、印证历史,以揭露日军在这片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作为记者,陈正荣随行对东史郎进行了全程采访。

侵华日军劈刺训练用的靶子是中国平民

「这壹次来南京的目的是什么?」

END

我做记者时,多年一直跟踪采访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我从1997年开始采访东史郎,和许多南京人的感情一样,先是憎恨,因为这位老兵参加了南京大屠杀,还得到天皇颁发的奖章。但后来,我对这位老兵表示了尊敬,再后来我们还成了朋友。

1998年3月下旬,中国有关人士收到东史郎的来信:

或许正是他内心里存有这些自然之爱、人性之爱,才渐渐唤醒了他内心的良知,使得他日后进一步反思自个的魔鬼行为,反思侵略战争。这位老兵有一天终于意识到,侵略是最不应当发生的,他充当了一个活武器。

这幅“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八月再版”的《最近实测新南京市详图》清晰地标明,原南京最高法院门口共有三处水塘,水塘布局与一九九八年在天津发现的一九三五年印制的南京地图一样。

在入侵南京的20万士兵中,只有东史郎敢于站出来为历史作证,揭露战争给中国人民、给南京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先后7次来南京谢罪。晚年,他还为日记的事到处奔波取证打官司。我曾问他出于什么考虑要站出来作证,他说:「我以为,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

愁云惨雾,天气也格外阴冷,仿佛是在凭吊八十二年前的金陵古城。

下午3点,桥本方的释出会草草结束,东史郎和他的律师随后在同一个房间举行新闻释出会。东史郎打出了他写的一张横幅:「判决不当,天理不容」。

樊建川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所作所为表示鄙夷。他说:“南京大屠杀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定的铁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犯下的罪行更是不容抹杀。日本右翼势力搞的‘修改教科书事件’、‘东史郎案’等卑劣行径都是徒劳的。”

当今,老兵已走了,他带着孤单、歉意、悔恨、失望,也带着对侵略战争的反思永远地走了。但老人给后人留下的历史证据,则永远具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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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危害大声呼号,而对加害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日本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是日本蒙受原子弹危害的几十倍。假如日本比美国早生产出原子弹的话,定会首先使用。我以为,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

昭昭前事,铁证如山。嗜血者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始作俑者欺世之心不死。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存在。

时间:1997年8月12日 地点:南京状元楼酒店

“南京大屠杀”是二战史上的“三大惨案”之一。1946年初,由中、美、英、苏等11个国家在东京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依据《波茨坦公告》关于“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严厉之法律裁判”的精神,对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和违反人道罪的日本战犯进行了长达两年零六个月的审判。国际法庭根据大量人证、物证,确认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现代史上破天荒之残暴记录,在长达1218页的国际法庭判决书中,用两个专章的篇幅作了题为“攻击南京”和“南京大屠杀”的判词,确认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犯下的种种罪行。

他决定公布日记,以自个一生的经历告诫世人,和平是多么重要。然而,老兵的声音很微弱。在他的国度里,没有多少人理睬他,也没有多少人站在他一边。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永矢弗谖,祈愿和平。振兴中华,吾辈自强!

这壹次行程不仅仅是寻证,也是为了作证。在状元楼酒店举行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研讨会上,东史郎作为加害者发言,为南京大屠杀作证。

真相是不可毁灭的,真相是没有国界的,真相是没有政治倾向的。

「60年后再次踏上这块土地,你有什么感想?」

东京地方法院以及高等法院,迎合右翼势力全盘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意图,鼓吹南京大屠杀“未定”论,认为南京高等法院门前不存在水塘,判决东史郎败诉。

陈正荣注意到,尽管桥本是胜诉一方,但他却只是站在释出厅的人群中,神色紧张,始终没有到主席台露面,也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对此,东史郎说出了自个的看法:「实际上,桥本并不想告我,但桥本背后有股势力在唆使他这样做。」

东史郎原本是一位侵华日军老兵,晚年因为负罪感和忏悔心的驱使,他写出了《我们的南京步兵队——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其中详细记述了1937年12月21日,原日军分队长桥本光治在南京最高法院门前,将一个中国人装入邮袋,浇上汽油点火焚烧,最后再系上手榴弹投入池塘炸死的暴行。

得知东京高等法院将在1998年12月22日开庭判决,陈正荣于17日启程赴日本采访。开庭前两天,他来到了距离京都135公里的东史郎家中,与老兵进行了第二次面对面采访。

「一是参加南京大屠杀史国际研讨会,我要作为证人演讲,还有为那件案子寻证。」

东史郎所说的「案子」,是他的日记引发的一桩官司。

日军侵占南京期间,东史郎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所看到、听到的日军烧杀淫掠的残暴情景。1987年12月,日本青木书店以东史郎的日记为蓝本,出版了《我们的南京步兵联队——一个召集兵享受的南京大屠杀》,也就是人们熟知的《东史郎日记》。日记中,东史郎记载了日军中队长桥本光治残杀中国人的一次暴行。在南京最高法院对面的水塘边,桥本将一个中国人装进邮袋,浇上汽油点火,然后把3枚手榴弹拴在袋口扔进水塘。

东史郎的道歉、谢罪、反省是真诚的,这一点难能可贵。我为东史郎后来的人性复苏叫好。尽管那场官司他打输了,但他赢得了南京人民的尊敬。

时间:1998年12月22日 地点:日本东京高等法院

东史郎说,这是个不正确的判决,南京人民为他打的官司提供了许多证据,但法庭却不屑一顾,「为了表达对南京人民的感激之情,我打算将我的日记和奖章捐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们有许多团体、组织,但纵然只剩下我一个人,也要和他们坚持不懈地斗下去。」

1997年—1998年,本报副总编辑、高阶记者陈正荣曾三次面对面采访东史郎,其间还远赴日本,在东史郎家中和东京高等法院与这位老兵进行了深入交流。近期,陈正荣接受了记者采访,再次追忆这位为正义和真相作证的日本老兵。

我在翻看东史郎日记的时候,发现他对战争的记录,尤其是他参加的屠杀通常是语焉不详。这大概是由于当时他的立场决定的。经过洗脑的日本兵,绝大多数以为他们参加的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所以,文过饰非,是非常自然的事。但在他的日记中,也能看到他时而的困惑,以及对生命、自然、生活的热爱。

当时,东京高等法院规定记者不得进入采访,但可以参加抽签,抽中了可以进入法庭旁听。同行的6人中,只有陈正荣幸运中签。下午2点10分,主法官在810号审判庭宣布了判决结果,整个宣判过程不到3分钟。宣判一结束,坐在下面的东史郎站了起来,大声地表达抗议。陈正荣记忆说:「我不懂日语,但从东史郎抗议的神情来看,他是败诉了。」

为历史和正义作证

1987年,东史郎公开自个的战时日记后,他被日本士兵建立的战友会开除了,一些右翼分子从非常远的地方来到家里对他围攻,有人还扬言要烧毁他的房子。他抱出了一大捆信件,信中都是骂他是「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等的恶毒语言。东史郎说,许多人对他讲,不要把这段历史讲出来,但他没有这样做。外界的诋毁、侮辱、谩骂,让这个80多岁的老兵倍感孤单,「没有想到晚年的时候,自个是一个人在战斗。」

「进攻南京的最后三天,即12月10日、11日、12日的战斗是生与死的激烈较量,炮弹跳起了地狱之舞,枪声高唱死亡之歌。12日夜晚,我们发起突击占领四方城,翌日由中山门进城。这一天是占领南京的日子……我们毫无罪恶感地杀死了许多农民,大叫着「讨伐支那!山川草木皆敌人,要杀尽宰光!」实在残酷至极。」

「讲出加害真相作为反省的基础, 是参战者的义务」

在东史郎家中,陈正荣还看到了日本陆军部颁发的3枚奖章。

这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言与反思,出自于一个日本老兵之口,他的名字叫东史郎。17年前,在南京举行的一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研讨会上,东史郎发表了上述证言,并鞠躬谢罪。在南京犯下过罪行的日本老兵大都迫于各种压力对当年的战争罪行保持缄默,只有东史郎敢于站出来反思忏悔,为历史真相作证。

东史郎说,1937年8月,他就是从这里应召入伍——那年,他25岁。临行前,妈妈给了他一把匕首,对他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假如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我有3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然而,他的养母却哭着求他一定要活着回来。

「在当时来说,是很珍贵的,因为这是天皇颁发的荣誉。后来,我才认识到这是侵略战争的证据,是一种罪恶。」

时间:1998年12月19日 地点:日本京都府竹野郡间人镇东史郎家中

陈正荣记得,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开庭那天,天气特别晴朗,东史郎的心情也很好,「在法院门口,我问他胜诉有多大把握,他的回答非常干脆:百分之百。」

回到家中,东史郎拿出了自个珍藏多年的战时日记。陈正荣说,那些日记有整整5大本,共2000多页,从1937年9月开始一直写到1939年7月。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年我到东史郎家采访的情景。他把我带到他家乡的日本海边。面对大海,他说:没有想到晚年的时候,自个一个人在战斗。那时,海风吹起了他长长的白发,他凝视著大海的远方,眼里噙满泪水。随行的摄像师记录下了这个情景。后来,这个画面多次出现今我们制作的纪录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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