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战史

克莱勃斯对此表示自个日前只得到与苏联代表团进行会谈的授权,在未与新政府进行磋商的情况下,自个无权决定有关无条件投降的事宜。

卫子夫的孩子

[摘要]4月20日,希特勒在地堡中举行了奇特而庄严的仪式,庆祝他的56岁生日,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谈判陷入僵局,德方要求新政府的合法地位,苏联方面则坚持德国必须全面无条件投降。

这一个小时的时差刚好横跨了一天,因此成为东西方冷战时期“互找别扭”的争夺点所在:西方国家往往有意在5月7日或8日纪念二战。与之相对的,苏联则一定要选在每年的5月9日进行红场阅兵。在这一天之差的背后,是昔日的苏联和今日的俄罗斯不被西方认可的孤独。

斯大林一语成谶:朱可夫终成“柏林的征服者”

克莱勃斯在现场忽然改用俄语发言!

图片 11945年5月8日深夜,德国签署投降法律文书。苏方由朱可夫元帅代表苏联签字。

4月16日,两个方面军开始行动,渡过奥得河。在朱可夫的方面军中,引领进攻的荣誉归于崔可夫的第8近卫集团军,士兵们发誓在即将到来的战役中绝不退缩。然而,他们所遭遇的德军抵抗尤为坚决,在这天结束时,取得更大进展的是柯涅夫的方面军。4月17日,柯涅夫推进得更快,逼近柏林的施普雷河,他在电话中劝说斯大林,还是他现在所处的南面是更佳的攻击位置,而不应该直接从东线进攻,朱可夫的装甲纵队正在那里与德军反坦克小组激战。此时,朱可夫对他的下级指挥官失去耐心,他要求他们亲自率军突破德军的防御;表现出“无力执行任务”或者“缺乏决心”的军官将立即被撤职。这样的警告使穿越塞洛高地的进军速度突然显着加快。到了4月19日傍晚,朱可夫的将士已经突破奥得河和柏林之间所有三道防线,准备开始攻城。

克莱勃斯:德国方面不但很了解自个的战斗力,也非常清楚苏联方面的真正实力。

图片 21945年5月7日,德国政府代表约德尔上将在法国兰斯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

此时,罗科索夫斯基的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从北面进攻奥得河下游仍在坚守阵地的德国守军,以此协助朱可夫。朱可夫更关注柯涅夫方面军穿过施普雷河畔的科特布斯向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佐森的疾行,因为这将导致从南面夺取首都上流社会聚集的郊区。4月20日傍晚,柯涅夫命令他的先遣部队“今晚绝对要攻入柏林”,而朱可夫集结第6突破炮兵师(Breakthrough
Artillery Division)的火炮,开始炮轰第三帝国首都的街道。

崔可夫当即反问:既然如此,德国继续战斗的意义何在?

5月9日,俄罗斯将举行庆祝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虽然仪式的排场不小,规模超过二战胜利60周年时的阅兵式,但美英等西方国家却显得很不给“面子”,大多拒绝参加。也许在俄罗斯人看来,在这样一个德国投降、欧洲战场的战争结束的标志性日子,美英等国如此冷落昔日盟友,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但对于美英等西方国家来说,所谓“二战欧洲战场胜利纪念日”与俄罗斯人认定的并非同一天。而这一切,都源于二战结束时纳粹德国所进行的两次无条件投降。东西方对于二战的不同认识,其实早在这场战争结束时就已经种下了种子。

4月20日,希特勒在地堡中举行了奇特而庄严的仪式,庆祝他的56岁生日。他简短地检阅了党卫军“弗伦茨贝格”师的一个小分队,还向一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授予勋章,盟军空袭德累斯顿后他们成为孤儿,现在正保卫首都。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尽管如此,他对德国人的统治仍然完好。3月28日,他解除了古德里安的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职务,以汉斯·克雷布斯将军取代他,克雷布斯曾在莫斯科担任武官,此时在地堡中希特勒身边正式就职;不久,元首还将免除那些想方设法进入地堡为他庆祝生日的人的职务,包括空军总司令戈林和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并不缺乏愿意执行这些命令的德国人;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也并不缺少准备继续为纳粹政权而战的德国人,无论他们是否遭到“无处不在的军事法庭”的恐吓,他们开始将逃兵吊死在街灯柱上。

非常犀利的反问。

把头功“让给”苏联

贯穿战争始终,凯特尔和约德尔是他每次战务会议的心腹,4月22日,他们离开地堡,前往柏林以北30英里的福斯坦堡避难,那里离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很近,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有一群所谓的“名流”,即出身名门的外国战俘,他们被当作人质扣押。4月21日,海军总司令邓尼茨在最后一次拜见元首后,立即奔赴波罗的海沿岸基尔附近的布隆;3月,他将海军指挥部迁到那里。4月23日,军备部部长施佩尔来了又走;其他拜访者包括仍任外交部长的里宾特洛甫,希特勒的副官尤利乌斯·绍布,他的海军代表、海军上将卡尔—杰斯科·冯·普卡梅尔(Karl-Jesko
von
Puttkamer)和他的私人医生西奥多·莫尔勒博士,圈内许多人认为莫尔勒给希特勒服用使人上瘾的药物,以此确保他的特殊地位。

克莱勃斯: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刻。

一切应该从1945年年初说起,当德国在二战中的最后一搏“阿登森林反击战”在1944年的冬天破产后,所有人都不难看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已经行将崩溃,剩下的最大悬念变为了东线的苏军与西线的盟军谁会攻克柏林,抢下欧洲战场的头功。在这项“竞赛”中,盟军本来有与苏军一较长短的可能。

实际上,还有其他几个人克服重重艰险前往地堡,包括接替戈林担任空军总司令的罗伯特·里特·冯·格莱姆(Robert
Ritter von
Greim)将军和着名试飞员汉娜·瑞奇,瑞奇曾经驾驶一架训练飞机成功着陆于柏林东西轴线,而在地堡外,自4月22日希特勒明确宣布他拒绝离开——“谁想走,谁走!我不走!”——至4月30日希特勒自杀的一周时间内,柏林守军继续激烈抵抗进攻的苏联军队。

克莱勃斯同时也再次拒绝了崔可夫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以为这动摇了新政府统治的根基,危害到他们代表德意志民族进行谈判的能力。

当时,艾森豪威尔带领英美盟军成功抵达了西距柏林城几十公里的易北河沿岸,而朱可夫带领的百万苏联红军也快速推动到了东距柏林城仅几十公里的尼斯河一线,两军已经形成了对纳粹德国首都两面夹击之势,双方一度几乎等距。凭借着美英等国的武器装备优势,是可以尝试赶在苏联之前攻克柏林的。事实上,当时的英军统帅蒙哥马利也有此打算,其所率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在1945年的3月对柏林展开了攻击阵型,一副要抢先摘桃子的架势。但就在此时,蒙哥马利收到了一份令他目瞪口呆的电报,该电报是由盟军欧洲战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发出的,电文称盟军的作战计划已经变动,主攻方向由原来的柏林改为东南方向的慕尼黑和莱比锡。至于英国人念兹在兹的“攻克柏林”,艾森豪威尔在信中洒脱地说:就“让给”苏联人去完成吧。

4月21日清晨,朱可夫的坦克开进北郊,跟随坦克的部队为攻城战而重组:崔可夫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知道什么是必要的。在六门反坦克炮的支援下,一连步兵、一队坦克或突击炮、几个工兵排和喷火兵排组成突击队。根据攻城战的理论,先用攻击性武器爆破或烧毁城市街区的防御工事,步兵的进攻紧随其后。重型火炮和火箭炮毁灭性地齐射,为下一阶段的巷战作准备。医疗队紧随其后;街头巷战造成特别多的伤亡,这不仅是因为近距离的枪炮射击,而且也是楼层之间的坠落物或残骸的倒塌带来的结果。

双方继续就德国是否有能力继续进行任何形式的抵抗、希姆莱是否会组建另外一个「政府」
以及柏林的末日是否就是德国的末日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两位战场上的将军,此刻却要用言语分出一个胜负。

艾森豪威尔这封电报,是当年爆炸性的事件。不仅蒙哥马利大为光火,英美两国的领导人也纷纷表示“看不懂”。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获知该消息后评价他“毫无政治头脑”,而英国首相丘吉尔则直言不讳地指责说:“俄国人一旦进入柏林的时候,就将产生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一切都将使世界产生‘天下是俄国人打下来’的错觉。”

4月21日,佐森落入柯涅夫方面军之手,这里复杂的电话和电传打字机中心仍在接收德国未被征服地区的部队发来的信息。转天,斯大林最终划定向柏林中部进军的推进路线。柯涅夫的战区被排在安哈尔特火车站一线,这一位置确保他的先锋距离国会大厦和希特勒的地堡150码。朱可夫的军队已经深入城市街区,正如去年11月斯大林所承诺的那样,朱可夫终将成为“柏林的征服者”。

会议现场有越来越多的苏联指挥官和政治委员进入旁听。

作为纳粹德国政治的心脏,攻占柏林在政治上无疑具备相当重要的意义。艾森豪威尔为什么要将这项荣誉拱手让人呢?其实,作为后来问鼎美国总统的“军中政治家”,艾森豪威尔不但并非政治白痴,反而比他的同僚们看得都远。这位盟军最高统帅的决定主要是顾虑了攻克柏林所需付出的人员伤亡代价。困兽犹斗的纳粹德国此时已经将柏林打造成一座布满碉堡铁丝网的“钢铁堡垒”,艾森豪威尔认为攻克柏林至少将让盟军损失10万士兵。在他看来,在战事已成定局的当下,再如此浪费士兵的生命去争取虚幻的荣誉是不符合美国价值观的,这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没有帮助。更何况,他意识到战后东西方阵营对德国占领区的划分肯定要以把德国从南到北一分为二的易北河为界。如此一来,即便盟军费尽千辛万苦打下柏林城,将来战后也必然要交还苏联,既然如此何必为他人做嫁衣呢?

“大本营”的抵抗:希特勒的最后几日

克莱勃斯指出,假如苏联不承认以邓尼茨为首的新政府,西方盟国非常有大概与希姆莱的「非法」政府达成协定,在未来的德国强制推行资本主义,这种局面显然不符合苏联的利益。

艾森豪威尔“出让”柏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美军此时已经开始与纳粹德国就投降问题讨价还价,预判到了德军在穷途陌路时一定会率先向美国人无条件投降的可能性。如此一来,对德的投降仪式依然将由西方主导,苏联辛苦打下的柏林,将是一座没有政治意义的空城。

尽管如此,德国人仍在坚决抵抗。在地堡中,希特勒不断询问离柏林最近两支尚存的军队的下落,即瓦尔特·温克将军的第12集团军和西奥多·巴斯将军的第9集团军。尽管他责骂他们没能前来营救他,但是这两支部队正在顽强战斗,从西面和东南面阻止或击退苏联的进军。不过,到了4月25日,柯涅夫和朱可夫分别从南面和北面成功包围该城,为了削弱城内的抵抗,他们集结了前所未有的兵力。在向市中心进攻的最后阶段,柯涅夫以每1000米650门火炮的密度集结炮兵,几乎车轮挨着车轮,此外还调来苏联第16和第18航空兵集团军,驱赶仍然试图向防区内运送军需品的德国空军残部,它们或者取道柏林滕佩尔霍夫机场,或者借助市中心东西轴线(格莱姆和瑞奇惊人地从这里降落并最终起飞离开)。

显然克莱勃斯希望用意识形态的根本问题来让苏联人让步。

后来事情的发展验证了艾森豪威尔的预判,当年4月16日,苏军发起对柏林的总攻,29日,希特勒在绝望中自杀。5月3日,苏军在付出30万人伤亡的代价后完成了对柏林的占领。然而,打下柏林的苏联人却没等来德国的投降代表。不仅如此,他们之后还愤怒地获知,德国正式的投降代表已经在前往美英占区的路上了。

4月26日,在1.27万门火炮、2.1万门火箭炮和1500辆坦克的支援下,46.4万名苏联士兵环绕市中心,准备发起最后的围攻。此时,柏林居民的情况令人毛骨悚然。数以万计的人挤进俯瞰市中心、防高性能炸药的大混凝土“高射炮塔”;其他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钻进地窖,地窖里的生活条件迅速变得污秽不堪。食物、水短缺,持续不断的轰炸中断了电和煤气的供应,使污水处理系统瘫痪;此外,苏军作战部队之后徘徊着第二梯队,他们中许多人是被释放的罪犯,对任何年龄或性别的德国人都怀恨在心,以强奸、抢劫和杀戮发泄着仇恨。

但现场的苏联代表似乎对此不认为意。

美英“阴招”坑苏联

到了4月27日,当燃烧的建筑物和激烈战斗所产生的烟幕升到柏林上空1000英尺处时,仍由德国人控制的市区已经锐减到约10英里长、3英里宽东西向的带状区域。希特勒询问温克的行踪;可是,温克无法实现突破,巴斯的第9集团军也一样,而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的残部正在西撤。现在,柏林由残兵防守,包括外国党卫军的残部——波罗的海各民族和“查理曼”师的法国人,以及德格勒尔的“瓦隆”师,它们在地堡周围陷入混战。4月28日,热衷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这批人发觉,他们在为帝国总理府附近威廉街、班德勒街上的政府建筑而战。约翰·埃里克森教授描述了这一场景:

会谈继续僵持。

原来,希特勒在自杀前,任命了德国海军元帅邓尼茨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作为二战中德军潜艇战的名将,机智的邓尼茨在“即位”后显然头疼于怎么收拾德国的烂摊子。可能是因为苏德战争过于惨烈,苏联红军在占领德国东部后实行了十分恐怖的报复。鉴于这一局势,如果德国先向苏联投降,在东线作战的几百万德军都由苏联受降,这些投降者恐怕很难活着回到德国。为了避免战后的德国再丧失本已所剩不多的青壮年,邓尼茨决心尝试同盟军单独媾和,尽快在西线实现停火。

柏林着名的蒂尔加滕动物园里拍打翅膀、发出尖叫的鸟和骨折、受虐的动物陷入噩梦。“地窖部落”主宰着城市的生活,他们匍匐爬行,平添了这些坚持求生的部落化社群的恐惧,他们分享着一点点温暖,拼命到处找吃的。当炮击结束,突击队碾过房屋。穿过广场时,后面跟着一群残忍、醉醺醺、反复无常的强奸犯和无知的掠夺者……在那时苏军还没横冲直撞的地方,党卫军搜索背叛者,根据不容反抗、不容借口的鹰派年轻军官的命令,私刑绞杀单纯的士兵。

我们得到讯息,莫斯科方面已正式向德国代表团释出通牒:假如柏林方面不可以够立即承诺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将重新对柏林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就在柏林被攻克的5月3日,邓尼茨的专使——新任海军总司令弗里德堡已经到达盟军第二十一集团军驻地。第二天,弗里德堡就与蒙哥马利签署了西线局部投降书。投降书签署后,弗里德堡马不停蹄地赶往盟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法国兰斯,想探一探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对于与其单独媾和的口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艾森豪威尔以弗里德堡级别太低为由拒绝与其会谈,邓尼茨不得不改派名将约德尔前往兰斯,全权代表德方商谈投降事宜。会谈就这样被拖到了5月6日才开始。

同一天,帝国总理府和国会大厦附近中心区的德国守军烧断施普雷河上的毛奇桥,试图以此延阻北面的苏军攻入这个所谓的“大本营”。炸药损坏了这座桥,但是没能摧毁它,转天清晨,借着黑暗的掩护,苏军冲过这座桥。随后是内政部大楼的激战,苏联人把它称为“希姆莱之家”——此后不久是国会大厦。4月29日清晨,战斗距离帝国总理府不到0.25英里,帝国总理府被苏军猛烈的炮轰摧毁,在坑坑洼洼的花园之下55英尺,希特勒作出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决定。他用这一天的第一部分时间口述了他的“政治遗嘱”,吩咐继续为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犹太人而斗争,然后他把这份遗嘱的几份副本委托给可靠的下属,命令他们偷偷穿越火线,把副本交给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指挥部、陆军元帅舍尔纳和海军元帅邓尼茨。他分别任命舍尔纳接替他担任德军总司令,任命邓尼茨为国家元首。

朱可夫元帅的副手索科罗夫斯基将军建议对方在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同时,可以宣布德国新政府成立,苏联方面届时可认为新政府提供一部无线电发射机,以便向德国民众和西方盟国广播有关电文。

面对德国人主动“上门投降”,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先摆了个架子,真正原因是还没做好演这出戏的准备。考虑到苏联强大的力量和在二战中所做出的无法否定的贡献,美英想与德国单独媾和显然是不现实的,但白白放过德国主动投降的机会,又无法弥补将柏林让给苏联人的遗憾。思考再三后,艾森豪威尔耍了个手腕,他特意找到苏军在兰斯的联络官、名不见经传的苏斯洛巴罗夫少将,建议由他代表苏联签署“兰斯投降书”。艾森豪威尔显然知道,作为二战欧洲战场的总投降仪式,一个身为联络官的少将显然是不够格的,但这样的安排恰好能够起到压低苏联为战争胜利所做贡献的作用。

如此,邓尼茨在布隆的指挥部成为德意志帝国临时政府所在地,邓尼茨在那里停留到5月2日,然后转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米尔维克海军学院,在弗伦斯堡附近。希特勒撤了施佩尔的职,因为最近施佩尔被揭发有拒绝执行“焦土”政策的不服从行为,他还把戈林和希姆莱开除出纳粹党,因为戈林胆敢觊觎希特勒接班人的地位,希姆莱则未经授权企图擅自与西方盟国商讨和平方案。希特勒在政治遗嘱中任命里特·冯·格莱姆为空军总司令,还向邓尼茨指明其他18项军事和政治任命。此外,他娶了伊娃·布劳恩。伊娃·布劳恩于4月15日抵达地堡,两人在一位柏林市政官员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这位官员是从保卫“大本营”的国民突击队紧急召唤而来的。

苏联代表团勒令冯•杜弗文格和那名翻译回去向戈培尔传达苏联方面开出的停火条件:柏林全城投降;所有投降人员
必须放下武器;苏联红军将保证德国军人、官员和平民的生命安全;德国伤病员将得到医治。

面对艾森豪威尔突如其来的邀请,苏斯洛巴罗夫少将赶忙向莫斯科做了汇报,但莫斯科却没能及时给予回复,后来历史学家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苏斯洛巴罗夫根本没有权力直接同克里姆林宫联系,他的请示转了好几道手才到达斯大林的办公桌上,所以延误了不少时间。

4月28日到29日的夜晚,希特勒彻夜未眠,4月29日下午,他回到他的私人生活区。他参加了晚上的会议,会议开始于10点,但这次会议只是例行公事,因为当天早晨支持地堡无线电发射天线的气球已被击落,电话交换台不再与外界联络。柏林“要塞”指挥官卡尔·威德林将军发出警告,到5月1日前,苏军一定会突破总理府,他力劝应该命令仍在战斗的部队逃出柏林。希特勒驳回这种可能性。显然,他自有打算。

可怜的苏斯洛巴罗夫少将此时陷入两难之中,在没有得到斯大林具体指示的情况下,他贸然签署这份协定固然不妥,但如果选择拒绝,苏联就要冒纳粹德国单独同西方盟国媾和的风险,这对苏联战后获取战胜国利益将是巨大的损害。权衡再三之后,苏斯洛巴罗夫少将不得不硬着头皮参与了谈判,并代表苏联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据苏斯洛巴罗夫后来回忆:“我虽然签了字,但附加了一个说明,那就是如果任何一个盟国请求,新的投降仪式还可以在别的地方举行。”不过,在当时,他这句话显然没受到什么重视。

4月29日到30日的夜晚,希特勒首先向女士们——秘书、护士、厨师——告别,这些女士在最后几周继续侍候着他,然后向男士们——副官、纳粹党官员和行政官员——告别。4月30日清早,他睡了一小会,而后参加了最后一次战务会议,总理府的党卫军指挥官威廉·蒙克在会上报告了建筑物周围的战斗情况,然后休会和两名他最喜欢的秘书格尔达·克里斯蒂安和特劳德·琼格共进午餐,她们在拉斯滕堡和文尼察陪他度过漫长的年月。他们吃面条和沙拉,偶而谈论狗;希特勒刚刚用他打算自己用的毒药毒死了他所珍爱的名叫布龙迪的阿尔萨斯牧羊犬和4只小狗,希特勒检查了狗的尸体,确信这种毒药有效。伊娃·布劳恩,现在是希特勒夫人,留在她的居住区;此后,大约3点钟,她和希特勒一起现身,与鲍曼、戈培尔和仍留在地堡的其他高级随从握手。其后,希特勒夫妇回到私人生活区——戈培尔夫人短暂却歇斯底里地冲进来恳求他逃往贝希特斯加登——据在外边等候的殡仪队估计,几分钟后,他们一起吞食了氰化物。同时,希特勒还以军用手枪饮弹自尽。

1945年5月7日,德国政府代表约德尔上将在驻法国兰斯的盟军最高司令部同美国、英国、苏联三国代表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5月7日当天,投降仪式现场呈现的是非常奇葩的一幕——美、英、德等国出席投降仪式的都是战场名宿,唯独苏联代表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将,坐在一堆名将中显得气场十分不足。这个细节给了西方媒体极大的解读空间,纷纷质疑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认为盟军才是击败纳粹德国的主力,东线只是牵制德军兵力的次要战场。苏联在这场投降仪式中,把攻克柏林的风光劲儿又输了回去。

“立即停止抵抗”:代价沉重,终于迎来胜利

德国被迫“二进宫”

一小时前,朱可夫方面军第3突击集团军第150师第756步兵团第1营的士兵将9面红色胜利旗(Red
Victory
Banner,此前军事苏维埃将之分给军队)中的一面插在国会大厦二楼,选定占领这里象征着围攻柏林的终结。这座建筑刚刚遭到89门口径为152毫米和203毫米的苏联重型火炮的直接轰击;可是,这里的德国守军仍未受损,坚持战斗。建筑内的激战持续了整个下午和晚上,直到10点多后,红军发起最后的进攻,第756团第1营的两名红军战士米哈伊尔·叶戈罗夫和梅利通·坎塔利亚在国会大厦的穹顶升起了红色胜利旗。

艾森豪威尔在投降仪式上用“闪电战”的方式黑了苏联一把,英美当然很开心,但消息传到莫斯科后,斯大林很生气。他先是指责英美这样重要的仪式为何事先不与苏联协商,在稍作冷静之后,斯大林问身边的工作人员:“那个擅自代表苏联政府签字的人是何方神圣?”在得知苏斯洛巴罗夫直到1944年时才授衔少将后,斯大林立马叫人拨通了其所属的炮兵司令部的电话,并用挖苦的语气质问苏斯洛巴罗夫的上级:“我很好奇,‘着名的’苏斯洛巴罗夫少将到底获得了谁的授权?”惹得斯大林同志如此不高兴的苏斯洛巴罗夫后来自然没有好果子吃,在被撤职后接受了漫长的审查。一次贸然的“代表”,奠定了这位少将悲剧的后半生。

到那时,殡仪队已在总理府花园的一个弹坑中焚化了希特勒和他妻子的尸体。他们从总理府的车库拿来汽油,浇到尸体上点燃,火焰熄灭后,将骨灰埋在附近另一个弹坑里。炮弹落进花园和总理府,“大本营”的所有政府建筑内都展开激战。希特勒任命邓尼茨接替他担任国家元首的同时,任命戈培尔为帝国总理,尽管如此,戈培尔觉得重要的是与苏联人联系,协商停战事宜,以便为和谈作准备,在地堡所弥漫的魅惑氛围中,他认为这是可能的。4月30日深夜,一名上校作为特使被派往最近的苏联指挥部,5月1日清早,克雷布斯将军穿过燃烧的废墟,前去与在场的苏联高官商谈。克雷布斯将军自3月28日开始担任陆军总参谋长,但此前是驻莫斯科的武官,会说俄语。这位高官是崔可夫,时任第8近卫集团军指挥官,而两年前他曾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指挥苏联守军。

在处置完“内鬼”后,斯大林于5月7日当天正式向英美两国发出了抗议,他表示:“今天,在兰斯,德国军队签署了预备性的无条件投降书。然而,这场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不是由西方盟国,而是靠苏联人民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不在柏林,不在法西斯侵略的中心签署投降书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我们已与各同盟国商定,把在兰斯签署投降书一事只当做投降仪式的预演。”

奇特的四方谈判展开了。崔可夫听完克雷布斯的话,然后通过电话联络朱可夫,朱可夫再告诉身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崔可夫报告,”这位将军说,“步兵将领克雷布斯在这里。德国政府授权他与我方进行会谈。他说,希特勒已经自杀身亡。我请你汇报给斯大林同志,现在权力掌握在戈培尔、鲍曼和海军总司令邓尼茨手中……克雷布斯提议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然而,克雷布斯和鲍曼、戈培尔一样,仍然受到下面这种想法的迷惑,即同盟国准备把希特勒的继任者当作一个主权国家政府机构的合法继承人来看待。斯大林很快厌倦了这种谈话,突然宣布唯一的条款是无条件投降,然后回去睡觉了。朱可夫继续坚持了一小会,然后宣布派出他的代表索科洛夫斯基将军,然后挂断电话。索科洛夫斯基和崔可夫与克雷布斯进行了冗长的谈判,克雷布斯难以提供凭证,地堡中的最新发展如此令人捉摸不透。最后,崔可夫也失去耐心。

斯大林对于投降仪式的高度敏感和强硬态度,让美英不得不放弃了艾森豪威尔精心布好的那局棋。于是,在1945年5月8日,刚刚承受过一次战败之辱的德国人不得不再次强打精神,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进行第二次“正式的”投降仪式。这一次,苏联派出了元帅朱可夫主持该仪式,而在苏联的要求下,美英等国也不得不派出高级别军官参加仪式。投降书第1条强调:“德国控制下的一切陆、海、空军,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朱可夫更是代表苏联在投降书上第一个签字。苏联总算获得了其想要强调的突出地位。

5月1日下午的早些时候,他告诉克雷布斯,新政府的权力局限于“宣布希特勒已死、希姆莱是卖国贼、与三国政府——苏联、美国和英国——商谈彻底投降的可能性”。崔可夫向他自己的部队下达命令:“加紧开火……别废话。猛攻这个地方。”5月1日傍晚6点半,柏林城内每门苏联火炮或火箭炮都在向未被征服的地区开火。对于仍留在地堡内的那些人来说,这种轰击足以表明继任的希望渺茫。约两个小时后,戈培尔和他的妻子——她刚刚用毒药毒死自己的六个孩子——在总理府花园中希特勒的坟冢附近自杀身亡。他们的尸体被更加草率地火化,就近掩埋。地堡里的其他人,无论下属还是如鲍曼那样的贵族,现在组织起来逃生,穿过燃烧的废墟,逃往远郊他们希望安全的地方。与此同时,苏联军队——可以理解的是,在这显然是围攻柏林的最后几分钟,他们不愿冒伤亡的风险——在持续不断的炮火齐射后,逐渐向内逼近。5月2日清早,第56装甲军请求停火。早晨6点,柏林“要塞”指挥官威德林向苏联人投降,他被带到崔可夫的指挥部,他在那里发出投降命令:“1945年4月30日,元首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因此只剩下留在这里——曾经向他宣誓效忠——的我们了。根据元首的命令,你们,德国士兵们,要继续为柏林而战,尽管事实是弹药用尽,大势已去,我们进行再多的抵抗都没意义。我的命令是:立即停止抵抗。”

值得一提的是,与“兰斯投降”相比,“柏林投降”在场面上对德国更不客气,德国代表凯特尔元帅率领着德国代表团来到签字厅时,礼节性的举起权杖向盟国代表行礼。但是,盟军方面无人还礼。凯特尔元帅在尴尬而屈辱的气氛中签完了所有9份投降协议。两场投降仪式截然不同的氛围,也暗示了东西方日后对德国不同的处置态度。

用约翰·埃里克森的话说:“5月2日下午3点,苏联停止炮击柏林。四周逐渐变得安静。苏联军队欢呼雀跃,拿出食物和饮品。听到这一刚刚下达的停火命令时,苏联坦克纵队沿着曾经的希特勒阅兵路线像接受检阅一样停下来,战士们从坦克里跳出来,拥抱所有人。”他们周围的和平实是一种坟墓。约12.5万名柏林人死于围城期间,很多人选择了自杀;自杀者包括克雷布斯和地堡中的其他人。然而,也许其他数以万计的人死于4月德国人自东向西的大迁移,800万人离开他们在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的家园,去英美占领区躲避红军。由于整场战争中最离奇的一次安保措施失效,1944年间德国人获悉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划定的分界线,德国国防军在西线的最后一场战斗力求使横渡易北河的撤退路线畅通无阻,直至最后一刻。民众似乎也知道安全区在哪里,赶在红军前面抵达安全区——可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段签订两次投降书的插曲,造成了东西方之间后来一个很有意思的公案。根据“兰斯投降书”,“所有德军在欧洲中部时间5月8日晚上11时01分起停止军事行动”。因此,在欧美国家的观念中,二战欧洲战区的最终战日期应该是在5月7日或8日。而苏联所认定的柏林投降书是于5月8日深夜签订的,并规定从5月9日零时开始生效。由于德军在“兰斯投降书”签订后已经向战斗部队传达了该命令,因此,当“柏林投降书”在9日凌晨生效时,德军事实上已经放下武器一个小时了。这一个小时的时差刚好横跨了一天,因此成为东西方冷战时期“互找别扭”的争夺点所在:西方国家往往有意在5月7日或8日纪念二战。与之相对的,苏联则一定要选在每年的5月9日进行红场阅兵,突出自己才是二战中的中流砥柱。认定哪一天作为停战日,成了一个严肃的站队问题。苏联解体后,这个琐碎的争论曾一度沉寂,2005年5月9日,西方各国首脑出席俄罗斯的庆祝仪式,曾被看作是对于苏联二战贡献的肯定与承认。然而,今年,西方各国元首纷纷拒绝出场。在这一天之差的背后,是昔日的苏联和今日的俄罗斯不被西方认可的孤独。

红军为赢得柏林围攻战的胜利而付出的代价同样巨大。自4月16日至5月8日间,朱可夫、柯涅夫和罗科索夫斯基的方面军有304887人伤亡或失踪,占其兵力的10%,是这场战争中红军遭受伤亡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此外,对德意志帝国城市的最后围攻尚未结束。布雷斯劳坚守到5月6日,围攻该城给苏联造成6万人的伤亡;在布拉格,“德意志帝国保护国”的首都,捷克国民军抵抗组织发动起义,德国傀儡“弗拉索夫军”投诚,并和党卫军的守备部队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因为他们希望将该城交给美国人——最终希望落空,5月9日红军进城时,弗拉索夫的部队付出血的代价。

到那时为止,在仍属希特勒帝国的地区,战争几乎全都结束了。4月29日,党卫军将军卡尔·沃尔夫在意大利达成局部停战协议,该协议定于5月2日宣布。5月3日,海军上将汉斯·冯·弗里德堡率丹麦、荷兰和北德的德军向蒙哥马利投降。5月7日,邓尼茨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弗伦斯堡其政府临时所在地派约德尔去法国兰斯的艾森豪威尔指挥部,签署了德国的无条件投降书。5月10日,同盟国在柏林召开会议,批准了投降书。只有很少苏联人于1944年10月从芬兰潜入挪威的最北端,5月8日,挪威未受损伤的德国守军投降。5月9日,“库尔兰口袋”停止抵抗。5月9日,敦刻尔克、拉帕利斯、拉罗切利和罗什福尔,也就是西欧最后一批“元首要塞”投降,5月10日,海峡群岛、洛里昂和圣纳泽尔也投降。在西线,这场战争最后投降的地点是赫尔戈兰岛,该岛于5月11日投降。

和平没给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人带来安宁,他们成群围绕在胜利大军之间和身后。1000万德国国防军战俘、800万德国难民、300万巴尔干逃亡者、200万苏联战俘、数百万的奴隶和强迫劳力——战争结束后,“背井离乡者”的悲剧元素将萦绕欧洲十年——遍布战场。5月8日,在英国和美国,人群涌上街头,庆祝“欧洲胜利日”;英美士兵给欧洲带来胜利,而此时,被征服者及其受害者在战争导致的废墟上到处搜寻食物和庇护所。

(本文摘自《二战史》,北京大学2015年版,本文原题《柏林的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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